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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09日14:48:38 南方日报 《21世纪环球报道》 刘红雨 |
| | 《是与有》：把孩子学减法的过程变为史诗——专访法国纪录片导演尼古拉·费里贝尔
“我一直坚信一部伟大的影片是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出发的，我一直相信孩子学减法的过程是个诗史般的电影素材。”
在纪录片业已在电影院消失，人们只在DVD光驱上重温大师的今天，一部由法国纪录片导演尼古拉·费里贝尔(Nicolas Philibert)拍摄的新片《是与有》，自8月底在法国一百多家电影院上映以来，受到极大关注和好评。上映三周时，已有50万法国人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片长104分钟的纪录片，这在法国电影史上还属不多见的现象，更何况该片在上映前并没有享受到所谓“宣传攻势”。许多影院争相邀请导演参加放映后的辩论会。在该片全国试映的一个月内，费里贝尔曾在16天内受邀到10座城市参加电影院现场辩论，足见这部纪录片在法国民众中所引起的反响。
 这是一部套用法国影评界的话讲“简单得令人眼前豁然一亮”的影片。该片描写的是法国中央高原偏远山区一所独班制学校一名教师和13位学生一学年的日常授课与学习生活。所谓独班制是指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混合在一间教室里，由一位教师根据学生程度的不同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授课。这种学校往往地处偏远山区，人烟稀少，几个村的孩子共同拥有一所学校和一位教师，通常接纳的是从幼稚园大班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独班制学校在法国教育版图上是个濒临灭绝的现象。
影片从始至终没有一句解说词，没有连贯的故事，读、写、算、同学间打架、老师调解、家长谈话、找学生谈话、外出活动——情节在人们熟知的学校生活细节中展开，然而每一个细节都准确真实，幽默诗意地把握和烘托了13名学生和他们称为“先生”的乡村教师的鲜明个性。一些极富戏剧性的片段经导演恰到好处的筛选剪辑，使影片始终贯穿着激动人心的情绪流动。乡村教师与学生或家长之间的谈话，流溢着他对人性的尊重和一个西班牙移民后裔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广义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为使人类学会在尊严中共存。应该说该片无需半句耸人听闻的言辞，为日趋官僚化和商业化的教育行为唱出了一支乌托邦式的挽歌。9月23日，《21世纪环球报道》对费里贝尔进行了专访。
关注“如何与他人共存”
《21世纪环球报道》：请让我们从片名谈起，“是”与“有”从广义来讲可理解为存在与拥有，听起来更象一个哲学命题，为什么用它来作片名？
费里贝尔：“是”与“有”是法语中的两个助动词，它使动词的变化成为可能，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时，还是疑问式、虚拟式。这是小学生最先学习到的两个词。的确，这也是两个具有哲学内涵的词，人的一生基本可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它们具有很强的引申性，在片中，老师不但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协助学生建立自我，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是”即存在，为什么存在，为谁存在；“有”也是连接许多行为的词，我们可以有财富，也可以有朋友，有信心。当然不能忘记中间的“与”字，它将“是”和“有”联结，正像人与人之间应有的联结。
《21世纪环球报道》：在你以往的影片中，关注对象通常是人们不太熟知的世界，如聋哑人的世界，精神病患者的世界，而这次为什么转向人人都多少有一定体验的世界？
费里贝尔：我本人不觉得这部片子与我过去拍摄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当然，《聋哑国》能使人发现聋哑人的世界，《微不足道》使人发现精神病人的痛苦，但我拍这些片子都本着一个出发点，就是人如何能与他人共存，这是反复出现在我所有片中的主题———人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如何接受他人，如何接受差异。《聋哑国》与《微不足道》就是给观众提供一个与异己者相遇的机会，从而使人们放弃偏见。在《是与有》中，学校是儿童离开家庭后进入的第一个陌生世界，在这里他们会发现有人与自己不同，自己需要学习与他人相处。
我的片子和故事片接近
《21世纪环球报道》：人们说纪录片通常能承担故事片所无法承担的抱负，你的纪录片是否能体现这种说法。
费里贝尔：电视上播放的纪录片通常以向观众提供知识或信息为出发点，我拍纪录片完全不是出于上述目的。我没有任何经验或技术要告诉观众，也不想用我的片子阐述一个理念，发布一个信息。我只想讲个故事，让观众对我故事中的人物发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片子与故事片十分接近。
《21世纪环球报道》：传统现实主义故事片想方设法反映或再现现实生活，而你的纪录片却在努力使真实生活接近传奇故事，那么纪录片与故事片在这里的界线是什么？
费里贝尔：我不是在拍故事片，但我在拍电影。拍一部面向观众的纪录片，必须首先放弃“喻教于片”的想法，让拍摄对象保持随叫随到的状态，随时准备抓住拍摄对象的每一个情绪变化，拍电影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它是个异常敏感的世界，像光线印在胶片上那样敏感，一个面部表情，一幅风景，一种气氛，一份情感流露，这些都不是一段事先写好的漂亮文字所能解决的。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区别就在此，故事片在用演员表演事先写好的故事，我使用真人真事讲述我的故事。
有人以为纪录片是彻头彻尾的真实，其实纪录片从来就不是真实的白描，它是导演对真实的诠释。任何传播都夹杂着传播者的主观解释。纪录片不是真实的复制，它首先意味着一种眼光，一种诠释。
《21世纪环球报道》：在这类纪录片中，你如何确定导演的功能？
费里贝尔：首先我的工作不是将教室变成摄影棚，我只用自然光拍摄，再有我不会去指导孩子们应该做什么，我的工作是让孩子们接受我的存在，然后忘记我的存在，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什么都拍，也不会背着他们不择手段地偷拍，我要以我对他们的尊重赢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当我们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后，我就可以在必要时向他们建议一些场景，比如最后一组告别的镜头，就是我向教师建议的，我只是对他说是否愿意在合适的时机把退休的消息告诉学生，他说可以考虑。
史诗源于细节
《21世纪环球报道》：在一个封闭的教室中处理一个近似单调的主题，对你来说是否有一定的风险？
费里贝尔：我一直坚信一部伟大的影片是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出发的，我一直相信孩子学减法的过程是个诗史般的电影素材。因为这是一个在成人眼里很平常的事，但对孩子来说就不那么简单，孩子将面临考验，戏剧性就会从中产生。电影史中许多令人难忘的片段往往来自微不足道的细节。
《21世纪环球报道》：从观众对影片的强烈反应是否能看出法国教育体制目前所处的困境，你在辩论会中一定遇到许多教师，他们的反映如何？
费里贝尔：大多数教师认为影片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赞美，当然有人提出这样的学校正在消失，没有代表性，问我为什么不拍市郊学校，我说我从来没有根据社会学的标准选择我拍片的对象；有人说这种学校的教学方式已经过时了，我回答说，是否能从这部影片中找到创建未来学校的因素，这才是重要的。为这部片子我曾参观了一百多所独班制学校，我发现在这种学校里，由于教师无法同时顾及所有的人，学生能更快地学会自主，学会相互照应，学会承担责任。在当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竞争、个人的成功、金钱与权力基础之上的时代，在这些价值观从早到晚通过电视的传播充斥整个生存空间的时代，人们能从这个小学里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家庭式的互助，看到那些简单而美好的东西，这是值得深思的，为建立明天的学校深思。
导演介绍：
 尼古拉·费里贝尔(Nicolas Philibert)是法国影坛的自由射手，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纪录片大师，10年来为法国影坛带来了多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纪录片。费里贝尔的摄像机往往对准很难引起人们注意的世界，如1990年拍摄的《卢浮宫城》(Laville Louvre)，讲述卢浮宫展厅绘画安装过程。1992年拍摄的《聋哑国》(Le Paydes Sourds)，从聋哑人的角度看聋哑人与哑语的关系。1994年拍摄的《动物，动物们》(Unanimal,de sanimaux)，讲述自然博物馆进化史厅修复过程。1996年拍摄的《微不足道》(Lamoindredes choses)，讲述一间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准备一场演出的过程。费里贝尔以其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东西提炼放大，给人们提供了灵活而多层面的思索空间。 |
